新世纪以来中共抗战史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回归和发展，中共抗战史研究开始真正起步，并在平稳中向前推进。进入新世纪，因对外学术交流的持续、跨学科方法的引入、研究方法的更加多样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中共抗战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由于篇幅和个人学力所限，本文仅选取研究进展较为显著的几个专题择要介绍，以展示新世纪以来中共抗战史研究的进步和新趋势，期待能为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贡献些微之力。

一、关于中共抗战军事战略与军事史的研究

军事战略无疑是中共抗战的核心议题，一直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相较于既有研究的主题多集中于中共抗战战略方针的提出与转变、作战阶段的划分与重大战役的争论，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更加关注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形成基础和过程、军事战略的传播和贯彻实践以及抗日武装的具体创建路径等。

第一，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形成与传播

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持久战理论的系统阐述，体现在他1938年5月相继推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个文本中。毛泽东为何在这个时间点提出他的抗战军事战略思想？有研究指出，1938年前后华北的特殊形势，特别是1938年初中共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获得的意外发展，是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坚持山地游击战到下决心向华北大平原发展的关键因素。平原游击战的提出，是中共持久抗战理论形成的最后关节。还有一个因素与之前毛泽东感到军事理论知识准备不足直接相关。毛泽东之所以坚持游击战争必能挫败日本这一论断并详加论证，其真正目的是强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①]

中共的抗战军事战略，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中。针对世间借“持久战”非毛泽东首创而质疑《论持久战》价值和意义的声音，有研究着重探讨持久战思想的渊源流变，强调毛泽东从来没有自认为提出了持久战；《论持久战》的价值在于论述而非提出持久战，其中也包括审视评议前人的持久战思想言论；红军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中共提出成熟的抗战军事战略方针的必要基础[②]。只有对《论持久战》公开发表不同版本的不同表述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1938年毛泽东想要表达的思想，才能真正读懂历史。有学者通过对《论持久战》版本变动过程的梳理，比较分析文本内容的异同，认为真正重要且最流行和最具影响力的实际只有四种。另有研究对国家博物馆所藏《论持久战》的32种版本作了系统整理和比对分析。[③]关于《论持久战》的传播及其在中共党政军民中的宣传贯彻，有研究提出，《论持久战》本身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中共领导层内部较早在持久战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及文化工作者不遗余力的宣传，都是《论持久战》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从与国民党对比的角度指出，中共利用政党合法化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处党政军办事处、兴办多种公开报刊等有利条件，在全国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加上左翼人士的踊跃呼应以及经济与文化的补充论述，《论持久战》很快就家喻户晓，影响广泛，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④]

关于中共抗战的战略方针问题，鉴于海外学界多年来流行一种说法，即战时中共的重心是自我发展而非抗战，有学者撰文回应指出，这种说法存在明显史实错误，也不符合中共当时所面对的政治情势。洛川会议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的重点仍是如何获得合法地位，军事方针尚处在变动中。在这种形势下，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军事计划是“根本不可能预想和设计出来的”。[⑤]

第二，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具体践行

正确的战略思想的提出，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而战略方针的切实贯彻和灵活践行，则是抗敌制胜的关键。中共持久游击战略战术的具体推行，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既有研究的实证性探讨略显不足。

近些年的研究更好地呈现了中共在华北战略展开的具体过程和方式。有学者考察中共进入华北后在不同省份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突出反映中共进入各省后最具特点的生存发展路径。研究指出，无论武装出动，还是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中共在华北都将其放在具体情境中灵活运用，不断调整原则和策略，在各地区最大限度地寻找制敌和发展的良机，中心则不离力量对比这一核心要素；中共在华北敌后的发展，除自身努力外，也与战前华北的特殊态势、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和占领方式密切相关[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层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精心谋划华北游击战争的战略布局，指挥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敌后，在广阔的华北山地和平原地带实施战略展开，一面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作战，有力袭扰和打击侵华日军；一面广泛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⑦]。

1941年至1942年日伪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抗日军民陷入最危险的境地，考验着中共的智慧和韧性。有研究从小部队建设切入，考察中共在山东敌后抗战最艰难时期对抗战战略方针的调整：中共实行分散游击战，正规军地方化分散为小部队潜入地方，融进群众，深入敌后之敌后，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及多种举措进行部队建设；对敌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行动为辅，遵循秘密机动灵活多变等行动准则，积蓄力量，渡过难关[⑧]。还有研究表明，冀中军区在1942年5月的反“扫荡”作战中，从开始的应对导致的惨重损失中吸取教训并调整对策，采用隐蔽斗争的形式，运用两面政策、派遣武工队和扩大统一战线，得以在冀中不断发展[⑨]。中共在冀中反“扫荡”后期取得的成功，正是中共新的抗战军事战略——分散游击战得以实施的结果。分散游击战对敌以政治攻势为主，对日伪军的瓦解工作即是重要内容之一。有学者通过对新四军广泛开展瓦解日军工作的便利条件、实施途径的梳理，总结其主要经验：根据战场形势和敌军心理特点，科学制定瓦解日军工作方针政策；组织机构严密，各方密切协同；根据日军心理特点，及时调整对敌宣传内容和手段；坚持群众路线，专业性与群众性密切结合[⑩]。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动员全国各民族力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总体战，形成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是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关于这场人民战争的具体展开，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有研究考察地道战这一广为人知的战争形式，深入探讨其兴起的背景、实际运作及背后蕴含的复杂政治、军事内涵，说明地道斗争是一种系统工程，其得以顺利进行源自中共高度追求效率的组织动员体系和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日敌意[11]。另有研究论述了冀中堡垒户的产生、功能与困境，认为1941年至1943年冀中区以堡垒户为核心，形成了地洞、地道以及抗日人员与堡垒户、邻里、村政权之间联动的隐蔽系统；堡垒户承担着掩护救助等任务，为冀中抗日军民提供了落脚点与活动空间[12]。以沁源围困战为典型战例的考察，反映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基本方式和特征，并以日军在沁源之遭遇窥视其在华北的“治安”困境 [13]。中共坚持在敌后生存抗战，采用多种方式争取各阶层民众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一领域有进一步挖掘探究的余地。

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中共如何通过与日军周旋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有研究再现当时曲折复杂的具体情境后指出，中共之所以能在敌后立足，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取决于多种因素的支持，包括战争的国际性质以及广泛的大后方的存在，中共灵活的斗争策略则是关键[14]。灵活斗争策略表现之一即是对“灰色地带”的创造利用以及两面政权的建立。有研究表明，中共武装在鲁南地区对日伪的“爱护村”采取“涂灰”策略，将这些村庄的保甲长转变为两面派，保持其“伪化”的表象而使其实际上支持八路军[15]。抗战时期山东农村两面政权的出现，初期是中共变通抗日策略的产物，后来与中共调整抗战战略息息相关；两面政权作为潜在的抗日力量，对中共在敌后立足、扎根，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发展抗日力量，开创与巩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掩护、救助、情报、物资供应、协助瓦解伪军、破坏日伪征粮拉夫等多方面协助[16]。不过，各地两面政权未必有着相同的形成路径和特点，这一问题仍有继续探讨和比较的空间。

第三，中共抗日武装的发展路径、武器装备与军力

中共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并不完全依靠主力武装的进入来开拓局面。抗战初期中共在山东的抗日武装，主要依靠中共山东地方党在复杂形势下积累发展起来。关于具体的组织方式、发展过程等，以往学界研究并不充分。有学者以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发动的徂徕山起义为例，考察其组织、发动及起义队伍扩大过程，探讨山东中共抗日武装兴起的独特环境、具体路径、促成要因等，呈现中共敌后武装力量发展路径的多样性[17]。

民兵自卫队是中共抗日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研究对此缺乏具体探讨，近些年有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有研究从太行根据地武装结构变化的角度考察该地区民兵自卫队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认为以1941年为界，太行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建设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之前以补充正规军为主，之后才得到重视和发展，这与同时期减租减息运动的真正推行与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密切相关[18]。民兵作为中共军事力量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联通了民众和军队，根据地“群众—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同时并存而又梯级发展的武装体制，既缓解了直接动员参军的困难，又确保了武装力量的可持续发展[19]。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的研究表明，妇女自卫队不仅承担着扰敌、破路等军事斗争任务，还在锄奸、送信、运输、生产等根据地保卫和建设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是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的重要力量[20]。

武器装备及部队训练等直接关系到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近年来，中共抗日武装的武器来源及弹药不足等关系到实际战力的问题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从百团大战切入，详细考察八路军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对战术选择与作战效能的影响，指出装备和弹药的有限供给从根本上制约了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军事技术技能的提升，以及战术的选择和作战效能的发挥[21]。但也有研究认为，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遵循并尽可能发挥既有战术原则，获得之战果亦不差[22]。此种还原八路军战力实态的努力，可以为理解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提出与转变提供史实依据。

中共正规军武器装备落后且供应有限，民兵等地方武装的武器配备自然更是问题。对太行根据地民兵的武器来源、经费和管控问题的研究表明，当时民兵武器弹药主要来源于正规部队的发放。因为有效管控是给民兵发放武器的前提，所以真正落实是在根据地开创数年即根据地内军事化的组织动员体系初步成型之后。但总体武器供应困难，中共经过有效的动员和组织，使人的作用实现了尽可能的发挥，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武器装备等客观条件的缺陷。[23]武器弹药缺乏和供应困难正是中共抗日武装战力受限的客观原因，于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共持久游击抗战战略方针的提出和灵活变通斗争方式的现实基础。与军力相关的战士个人卫生习惯培养和军队公共卫生管理问题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24]。

综上，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宏观视角不同，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共抗战战略与军事史的研究，更多结合了微观或者中观层面的观察，关注重点从政策层面转向实践层面。从研究内容看，有的是对已有专题的深入探讨，更多的是转换视角解读常见史料或挖掘新史料拓展的新课题，呈现中共抗战战略形成、传播和实践的丰富进程，展示中共抗日武装发展路径和战力实态以及全民抗战形式的多样性。这些成果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中共抗战史的整体认知和深入理解。

二、关于国共关系的研究

中共与国民党结束十年对峙，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民族力量，共同进行了抗日战争。国共关系是中共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重在考察和分析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过程，特别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达成以及合作过程中的磨擦问题。新世纪以来，海外陆续解密的档案资料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许多研究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动、国共双方及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协作与博弈中重新解读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

第一，中央层面的国共关系

关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联合与斗争，有学者利用毛泽东未刊文稿和《蒋介石日记》，着重从毛泽东、蒋介石的应对角度作了详细论述，认为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有两大特点：一是民族矛盾使双方始终保持合作；二是十年内战给双方的合作带来极大的复杂性，甚至有时发展为严重的对立和冲突。此外，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直线式发展，而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起伏不定。[25]国民党解决与中共间的问题，虽有摇摆，但基本上以政治方法为主[26]。

围绕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以往研究多从蒋介石的视角论述国共合并动议的前因后果或话语分歧，对事件的另一主角中共的应对研究稍显薄弱。新近研究认为，中共秉持组织独立原则，并不认同蒋介石国共组织合并的提议，谈判很快陷入僵局；之后蒋介石重提国共合并，中共以“根本原则所不许”为由断然拒绝，谈判不了了之[27]。另有研究为认识多层面有事商讨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组织形式确立的渊源提供了参考[28]。

有研究依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考察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谋划的演变后提出，从总体上看，当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不会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在维护国共关系上，即“和”的方面；当认为蒋介石准备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在准备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上，即“打”的方面[29]。

关于中条山战役期间国共配合作战问题，学界有三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对日苏中立条约签订的不同态度导致国共间强烈的政治争议伴随战役始终。中共坚持团结对敌，配合作战基本方针，但又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动，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放在晋东南和冀南，而不是国民党所要求的晋南，使激将法失效。[30]二是认为国民党激将法及其失效之说并不准确，中共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自己的抗战军事战略方针、之前国共关系的严重危机以及百团大战的教训，与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无关。蒋介石要求中共配合作战的真意是病急乱投医地请中共帮忙，而又不想放下身段，反以中共抗日与不抗日相要挟，结果造成左右不讨好，而非“一石二鸟”之策。[31]三是认可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战役前期，蒋介石请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而后期蒋更多的是为了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中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行动稍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32]这种学术性的讨论和争鸣，可以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更加接近历史的原貌。

面对外敌入侵，国共双方都不想让合作关系破裂。有学者对1942年毛蒋会晤酝酿、提出与流产的过程进行梳理后认为，双方要求差距过大是谈判不了了之的重要原因。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抗。[33]

对1943年蒋介石、胡宗南闪击延安计划的重新梳理表明，国际因素是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随着美苏深层次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更为重要的是，闪击延安计划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国共关系迅即迈入新的历史阶段。[34]还有学者根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考察抗战后期美国调和国共关系的努力，认为延安观察组的使命使美国意识到调停国共关系的重要性，这对战后国共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5]。另有研究考察国共两党围绕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展开的激烈的舆论宣传战，探究了新闻舆论与国共政争之间的复杂关系[36]。

关于抗战后期中共所提联合政府倡议，有学者考察1944年9月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的目的、过程和意义后强调，该口号旨在否定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促成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国共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过程，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全部背景的集中体现；“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37]。

事实上，抗战后期国共两党的力量、作用和影响等出现了明显有利于中共的变化，中共开始向国民党提出分配中央政府权力的要求，因此对组建独立政府也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这两种政权诉求有着不同的特点、影响和利弊，但都否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权。共产党经过一番取舍，最终对这两种政权诉求进行融合，使联合政府主张增添了具有指导性的组建独立政府的内容，成为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重要探索。[38]

既往有关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研究，关注政治军事层面的较多，鲜见经济方面的考察。依据国、共、苏三方档案，对抗日军饷与国共关系及中共财经相互影响的研究表明，国民政府拨付中共抗日军费的正式发放时间应该是1937年8月至皖南事变前后，共计3175.1万元，这笔经费对于中共及其军队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一定作用。军饷问题和国共关系相互影响，也是双方斗争的焦点。[39]还有研究探讨了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问题[40]。

第二，地方层面的国共关系

关于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既往研究存在概念化和政治化的倾向，较多从中共的视角解读，讨论并不充分。有学者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梳理阎锡山与共产党关系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分析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的复杂因素及其后果。研究认为，抗战爆发后中共得以明暗两种方式进入山西，公开合法地介入基层农村民众动员、组织和武装工作中去，自然引发了与传统旧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无论从任何角度，中共此时都需要争取阎锡山在新旧势力，包括在国共关系中保持中立，因此并不曾主动地采取破坏与阎统战关系的政策、行动，并且还不止一次地尝试修补双方关系。但由于观念意识、经验情感、不同层级人员对政策策略的理解不同，特别是妥协合作的出发点不同，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双方关系终究还是一步步地走向了破裂。[41]另外，从晋西事变的应对入手分析双方关系可知，毛泽东在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坚信划界而治最为有利，故力劝军事领导人朱德、彭德怀等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划界办法，最终使事变得以平息，并且首次在山西获得了军政和地方控制的实权[42]。有学者考察1935年至1945年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的博弈后提出，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相比，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复杂，中共对阎锡山的统战最重视且最有成效[43]。

太河惨案是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发生的一次严重军事冲突。鉴于以往著述对这一事件的表述颇多错乱，有学者撰文予以补正，并分析惨案发生的具体背景及其对抗战时期山东国共关系的影响[44]。对国共双方在山东相处实况的具体探讨，呈现双方合作与磨擦的曲折变化以及力量对比的逆转情形[45]。

关于国共双方1939年4月、12月在甘肃陇东地区发生的两次颇具规模的军事冲突，即陇东事件，有研究表明，该事件是经蒋介石默许、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具体策划、国民党陇东当局实际执行的一次试探共产党合作底线的有计划和有预谋的军事磨擦行动。冲突的发生虽然夹杂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中共力量发展的疑惧及其对重庆政权意图的主观臆测，但总体上是沿着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的轨道运行。国共双方交涉最终陷于蒋介石推脱责任、甘肃省政府居中调停、陇东署县政府承担一定责任、双方相互指责的扯皮之中。[46]

对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期间国共较量的研究表明，双方既有军事层面的磨擦冲突，更有政治层面的运筹帷幄；合作局面虽已危机重重，但在抗战大背景下仍勉力维持，映射出1940年国共关系的基调与底线[47]。对抗战初期中共在陕西关中国民党统治区乡村上层动员的微观考察，呈现了中共统战工作的策略和成效[48]。还有研究考察了自华南抗战开始到1943年前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武装策略在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开展统战与独立自主进行敌后游击战之间的徘徊，以及对广东中共抗日游击武装之形成发展路径的独特影响[49]。

第三，皖南事变及其善后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共磨擦最为严重的事件，既往研究多强调事变前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新世纪以来，有学者对事变发生的原因、后果作了新的阐释，认为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北移的强硬态度及中共中央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独立自主政策看，皖南事变有其必然性。但事变也有相当的偶然性，这表现在中共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拖延北移且选择一条出人意料的北移路线，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时完成围堵部署，封住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故关于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剿共”战争阴谋的说法，不一定符合事实。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在这段时间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有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50]还有学者利用俄罗斯档案，探讨事变前后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处理同国民党关系产生的影响，指出共产国际在思考、处理中共与国民党关系问题时的中心意图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发生破裂，在方式上注意进行原则指导，发出的指示多采用建议和提醒的口吻。而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再唯命是从地机械执行，有不同意见就多解释，并及时通报情况，从客观实际出发，尽量吸取其合理、正确的部分。[51]

与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国共关系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同，对新桂系与皖南事变关系的考察表明，皖南事变的最终发生，实际上是新桂系、中共、三战区三方博弈的结果。新桂系安徽省府与中共的关系从抗战初期的密切合作，逐步发展到事变前夕的势若水火，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皖南新四军对北移路线的选择，最终导致了事变的发生。抗战时期中共与新桂系在皖关系虽是个案，但究其根源，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理念及各自对地方政权的排他性争夺，是桂系与中共在皖关系由合作走向对抗的根本原因。[52]

关于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的应对，既有研究主要利用中共方面资料，围绕中共一方的判断、决策、方针、措施等进行总结。新世纪以来，有学者利用多方史料予以深入剖析后认为，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即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组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限制，这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事态得到控制后，国共双方围绕皖南事变政治了结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表明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53]还有研究者根据《王世杰日记》分析皖南事变后至1943年王世杰及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士对共产党的态度和举措，认为国民党上层围绕皖南事变善后、对中共宣传方略、对中共应以武力解决还是政治解决等问题，经过了反反复复的争议。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牵制以及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的斡旋，国民党最终采取了较为折中偏缓的处理办法，国共关系继续维持在合作抗日的大格局之下[54]。

由于多元视角和多方资料的运用，新世纪以来的国共关系研究取得了较大突破，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推进，抗战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国共关系复杂多变的特点以及合作得以维持的原因等有了更为全面的呈现，但国共合作与磨擦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地方层面的国共关系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三、关于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

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根据地的创建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是既往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新世纪以来，研究者继续挖掘史料，在从不同角度实证性探讨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专题的同时，更多地从社会史视角考察中共在根据地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及其对根据地社会变迁等的影响。

第一，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中共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土地政策，一直是中共抗战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既往研究多着眼于政策及意义效果层面的考察，新近研究更多关注实践层面即具体的实施过程步骤、推进的方式方法、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以及地主与农民的多方博弈等问题，研究更加细化，减租减息运动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多样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

关于减租减息运动与佃权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考察山东省莒南县减租减息运动后认为，中共山东地方组织根据莒南县平原和低山丘陵区不同的土地占有状况和租佃关系多寡而取变通形式，针对平原区多大佃户的情况采取“拔地”措施，针对低山丘陵区雇工经营发达的实际采取“增资”“找工”“借粮”“找问题”“开斗争会”等措施，推进减租减息运动[55]。陕甘宁边区尊重地方惯性和特性，注重保护农民佃权，推动减租政策的落实[56]。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推行的减租政策对租佃关系影响甚大，租佃纠纷增加，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集体通过各级政权机构寻求解决的新现象，但主佃双方面对面解决仍为数不少。这不仅反映了租佃关系的复杂性，亦反映了战时中共渗入农村基层的艰难性以及减租政策与实践的距离。[57]在减租减息运动中，随着对保障佃权认识的加深，中共对佃权的规定经历了从没有佃权保障到单纯强调保障农民佃权再到强调保障农民较长期佃权的转变，在保护租佃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树立起平等的租佃关系，有助于减租运动的顺利开展[58]。

有研究考察减租对土地占有状况的影响，认为山东莒南地主富农的地权及其财富逐渐向贫雇农转移，减租减息运动在客观上达到了土地改革的目的；陕甘宁边区的减租运动也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地权转移和乡村权威的更替；淮北根据地的减租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关系，促使土地逐渐从地主向农民手中分散，为此后的土地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前提。[59]

关于租佃比率的高低对减租减息政策社会效能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华中根据地的佃农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因此对减租减息中的受益人群范围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佃农中各个阶层的受益情况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减租得利最多的是佃富农，其次是佃中农，佃贫农得利最少[60]。而华中根据地内部的不同区域，情况也会有差异。淮北地区的佃户在农户中占有较大比例，减租前约占该地区农村总户口的32.4%，地租成为佃农的沉重负担，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61]。

减息的推行必然会影响农村的借贷关系。有研究认为，华北根据地由于禁止高利贷、利率减低导致民间借贷关系停滞，1942年后转而采取私人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相对于旧债的处理而言，对新债利率的规定和实施非常复杂和困难[62]。为缓解借贷关系停滞造成的村民融资困难，晋西北根据地鼓励农民之间互助借贷，同时又以西北农民银行为中心举办政策性优惠农贷，建立促进农民借贷的合作社[63]。

减租减息是中共为团结各阶层力量共同抗日而提出的改良性土地政策，但推行过程远没有那么温和，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呈现了各根据地减租减息实施过程鲜明的斗争色彩和运动特性[64]。就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而言，斗争不仅限于一种行为和手段，同时形成一种政治运作模式。在斗争对象的树立上，注重培养农民的阶级意识；在斗争方式的运用上，注意根据运动发展阶段及斗争对象的差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口号、培养积极分子、发挥农会等群众团体的作用、营造农民在人数和气势上的优势等方式组织和引导农民；在斗争分寸的把握上，既调动农民斗争积极性，又把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斗争果实的获取上，强调进一步强化农民的斗争意识，推动运动向深入发展。[65]

第二，根据地建设

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治，取得许多成功经验。有学者考察根据地实行的基层选举后认为，这是当时条件下最能反映农民公意的民主实践。中共注重从乡村的自治传统中汲取资源，成功创造出一种最大限度合乎民意的基层政权。[66]中共设计出一系列便于基层民众操作、运用的民主渠道和方法，并通过强有力的党团运作，成功进行民主实践，长期被专制政治压抑的民众的民主意识迅速增强[67]。通过不断的民主化尝试，逐渐形成了“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68]。

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状况的系统考察表明，以1941年皖南事变为界，边区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边区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财政经济总方针：之前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基本点是争取外援；之后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基本点是发展经济。边区一改过去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布局，形成了农工商贸一体的多元产业的经济结构。[69]

农业是根据地经济的支柱，而农业技术则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关键。以往研究主要侧重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或根据地整体的农业技术改进措施，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在区域上有所拓展。对晋绥边区农业技术改进措施的考察发现，通过政府主导、群众供给、机关援助等路径，以开荒、兴修水利、精耕细作、选种、畜牧饲养等为主要内容，系统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70]。对各根据地变工互助运动的研究表明，陕甘宁边区各种类型合作社的成功，带动了晋绥等其他根据地变工互助运动的快速发展与组织形式的提升，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71]。

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频发，农业产出有限，粮食是困扰根据地军民的严重问题之一。有研究对太行、太岳根据地应对粮食危机的一系列举措作了梳理，如减轻公粮负担、安置移民、组织垦荒、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开展节约互助运动、精兵简政、加强粮食斗争和完善粮食制度建设等[72]。1941年前后，鄂豫边区为应对粮荒，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田赋征实、加强对粮食分配与流通环节的监管、精兵简政、发动大生产运动、紧缩政府开支等，成效显著[73]。

根据地商业贸易能否顺利进行，直接关系到根据地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和余缺调剂。有研究指出，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银行及其在各地设立的办事处和分行积极开展业务活动，由使用行政命令，到后来采用经济手段维护冀钞币值稳定，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依靠灵活机动的政策，发展对敌贸易，用当地土产换回弹药布匹等重要的军需民用物资[74]。华中抗日根据地盐业较为发达，以往学界较少关注。有学者认为，新四军等中共华中部队经过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激烈争夺全面控制两淮盐场后，大力发展盐业生产，建立各种运销组织，通过与敌占区的贸易，换回大量的物资和法币[75]。

关于根据地货币政策，既有研究多笼统提及统一战线背景下对法币的保护政策。而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北海银行及货币政策的研究表明，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经历了由维护法币法定货币地位，向逐渐排挤、驱逐、停用法币的转变，北海币也从分区独立发行的辅币逐渐过渡为统一的法定货币[76]。各根据地具体的货币政策变化实际上有继续讨论和比较的空间。

第三，根据地抗战动员[77]

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是全体中国人民参加的总体战，动员各界民众参加到抗战的洪流中，是一项重要而持续的工作。有学者提出，中共通过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诉求，通过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实践赢得了民族主义旗帜，通过民主政权建设给农民当家作主的感受，给乡村精英政治上的安抚和补偿。这样多层次、全方位的动员体系，使中共得以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游刃有余，不断发展壮大。[78]

一些学者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在抗战动员中起到的独特作用[79]。山东抗日根据地充分利用和改造民间文艺活动的旧形式并赋予其新内容，进行战时社会动员，成功唤醒了民众参与抗战、服务抗战的觉悟，对于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以及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进步有着深刻的影响和促进作用[80]。

文化教育在抗战动员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新世纪以来，一些研究开始从实践层面梳理不同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开展状况，反映根据地政府在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和利用文化教育设施激发民众抗战意识方面的努力[81]。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以往研究着重关注其扫盲教育的一面。有研究提出，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施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一场全面的政治动员，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82]。另有研究讨论了媒体在抗战动员中的舆论宣传和引导作用等[83]。

近些年，有学者引入新文化史的方法，探究中共利用民俗进行抗战动员问题。如考察春节被中共用以抗战动员的方式方法与经过，说明经过中共一系列政治技术运作后，华北根据地乡村社会中的春节经历了从延续传统到革命化的变化过程。无论是新年画，还是春节娱乐，中共都从利用旧形式开始，通过置换内容实现改造的目的[84]。

第四，根据地民众负担

中共在敌后的军政机关给养供应主要取自当地，百姓上缴的粮赋是其支柱之一。有学者考察华中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状况后认为，根据地初创时期，中共就已经在华中部分地区征收田赋和田亩捐，但秩序相当混乱。民主政权建立后，田赋征收才在根据地全面展开，采取田赋征粮、清查田亩、废除册书制度、整顿征收秩序等重要举措，有组织稳步推进。尽管征收标准不一，但毕竟实现了华中田赋征收史上的重大变革，也为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战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85]

统一累进税是根据地为克服合理负担政策的弊端而实行的税收政策。有研究指出，鉴于抗战初期合理负担政策免征点太高，负担面太小，缺乏执行细则，且实行时对合理程度不易掌握等，中共从1940年底开始率先在晋察冀根据地停止合理负担，推行统一累进税。以1942年底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在晋察冀边区范围试行完善，后一阶段推广至其他根据地。[86]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的负担面达到了80%左右，原来不承担赋税的贫苦农民也承担了统一累进税[87]。冀中根据地在统一累进税的推行过程中，创造了绘制产量地图等调查方法，公粮征收从比例走向累进，从纷乱走向整齐[88]。

统一累进税在各根据地推行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研究表明，从法理上看，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的征收标准以统一累进为原则，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这一原则并不起作用，即救国公粮征收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从1943年开始，边区试行统一累进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没有在边区完全推行开来。[89]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在1942年税收制度逐渐完善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累进税[90]。统一累进税是否在敌后根据地得到普遍实施？具体情形如何？这些问题还有待今后的研究继续探明。   

第五，根据地社会变革

新世纪以来，对根据地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增多，灾荒问题继续受到关注[91]。妇女解放以及家庭婚姻变革反映了根据地两性关系的变化，依然是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重点，讨论内容和范围有所扩展。

中共在根据地提倡妇女解放，具体的解放路径以及实际的推行过程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成为妇女解放的路径，其间的统合和张力围绕着劳动、集体化、传统伦理和革命理想的糅合三个主要议题展开[92]。有研究分析华北及陕甘宁边区女性英模的生成逻辑和组织机理，并从其日常生活实态着眼，多角度展示女性英模的生活本相[93]。

与妇女解放同时推行的婚姻自由是根据地处理婚姻家庭问题的合法原则。有研究表明，在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中推广婚姻新观念绝非易事，旧俗的延续、经济的困窘、政治的干扰以及执法群体法制素质的低下，严重制约了婚姻自由原则的实施效果，阻碍了婚姻自由的真正实现[94]。

根据地妇女走出家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和抗日斗争实践，政治地位提高，随之也获得了家庭话语权；加之婚姻制度改革，一定程度上为华北各根据地乡村妇女婚姻生活的改变带来希望，以至出现“妻休夫”的离婚热潮。既有研究多视之为中共推行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功例证。近年来，有学者考察这一婚姻变革现象的曲折过程及其与民族战争、政治变革、性别解放等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后认为，1940年后“妻休夫”现象所呈现的婚姻自由诉求、抗战需要与乡村习俗、家庭与社会稳定需求间的颉颃，使各地中共政权在实际操作中陆续调整女性婚姻政策，从支持“妻休夫”重新转变为以维护家庭稳定为主的婚姻政策，以适应情与法冲突下乡村社会实态和军心稳定需要[95]。

总之，新世纪以来，研究者借鉴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引入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各根据地抗战政策的推行与社会变革等展开具体探讨，使根据地史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一定的推进，也为根据地史的整体研究和比较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从区域来看，华中根据地尤其是华南根据地的研究仍显薄弱，是今后研究需要着力之处。

四、关于中共基层党组织与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

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是中共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主体力量。由于以往偏重宏观研究，基层党组织状况和具体的干部队伍建设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新世纪以来，随着实证史学理念被普遍接受以及跨学科方法的引入，有关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发展与基层党组织建设、干部培养与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等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且有明显增加之势。

第一，党员发展与基层党组织

抗战时期中共的空前发展建立在党员与基层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山东和太行等华北根据地。关于抗战时期党员的入党动机，有学者指出，很少有真正出于“无产阶级觉悟”或“共产主义信仰”而入党者，大多数人入党或是由于抗日情绪的驱动，或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党组织的空前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党所采用的现实策略与权变之道。[96]不同阶层民众入党动机有阶段性变化，呈现多元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时代特征，民族意识、阶级觉悟、好感和感恩以及个体的诉求和需求等相互纠结、共同作用，折射了中共革命的复杂面相[97]。

关于党员的群体构成与基层党组织运行状况的研究表明，抗战时期党的主体力量是农民（主要是贫农和中农）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这虽然有违党的组织路线，却恰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布的实际状况同构，从而决定了中共有可能真正贴近中国革命的现实，获取足够的政治资源[98]。 从抗战时期农村支部的运行实态来看，中共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上层与下层的脱节、应然与实然的张力，中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在于它勇于正视问题、善于改正错误，使形势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99]。在政治力量发展、扩张过程中，外来者与本土势力的融合是关乎兴衰成败的关键之一[100]。

第二，干部的培养与管控

干部是政治组织的核心，也是中共革命的决定力量。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共干部群体及其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有研究者详细考察抗战时期中共干部大规模养成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体、群体及政党机器的多方互动后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发生变化及整体提升；通过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措施，形成动态而稳定的干部养成路径[101]。有学者分析抗战相持阶段影响华北根据地干部升降进退的诸多因素，认为忠诚度与能力的平衡、干部成分、人际网络等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根据地干部队伍的群体状况和内部结构[102]。

知识分子干部的大量吸纳使中共干部成分更加多元，但也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矛盾。有研究表明，为解决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之间的矛盾，中共一方面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在严肃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面贯彻阶级话语的原则，更多的是根据现实需要在这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103]。由于地方党“外来性格”及统战大环境的影响，太行干部来源非常丰富，再加上山西省内存在牺盟会这样的特殊统战形式，干部队伍内部存在离散却普遍的“土客矛盾”；随着党的力量增强，地方党的局部整合使得小范围矛盾渐趋缓和，又经八路军、北方局调处，融合趋势得以持续[104]。山东根据地为缓和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间的矛盾也作出了诸多努力[105]。这些研究反映了干部的地缘因素对中共革命进程的重要影响。

为保持干部自身的战斗力，中共对军队和党政干部的婚姻实行限制措施，但这种限制措施的推行及其对干部群体产生的冲击，因为太过私人化，一直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近年来，有学者利用陆续出版的中共干部日记，对这一关涉个人复杂情感的问题作了细致考察，探究了各根据地限制军政干部婚姻的具体举措和推进过程以及给当事者带来的心灵冲击[106]。这一全新的视角，为走进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精神世界打开了一扇门，也可从中窥探中共管控干部的内在逻辑。

第三，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新世纪以来，关于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有研究表明，晋西北根据地中共基层干部多来自社会底层，虽对中共依赖性极强，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难承重任，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107]。在山东根据地，中共先通过培养本地干部等方式增加基层干部数量以解决干部缺乏问题，后又通过转化成分、提升干部遴选标准、整风自省和思想教育等方式解决干部素质较差的问题，推动干部队伍建设，但思想与作风问题等仍难以根绝[108]。太南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因为文化水平所限，又缺少长期系统教育训练，革命观念、品行和能力参差不齐，县委多次组织训练班集训，反复讨论、启发和鼓动，以解决村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和作风问题，并要求区、村两级干部深入到农民中去发现、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使干部脱离群众和村干部贪污腐化等现象得到遏制，干群关系也发生了立竿见影的变化。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整体见识和能力有限，对于必须依靠农民革命的中共而言，无疑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109]抗战时期特别是精兵简政后，中共切实运用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以简政放权的方式清除上级领导包办代替的作风，在干部作风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110]。

以上研究多侧重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呈现了抗战时期中共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党员干部作为中共革命工作的引领者、组织者，在抗日游击战争及根据地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继续深化中共基层党组织与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对准确认知中共革命的力量来源，理解中共革命的行动和贯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五、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

延安整风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全党范围内发动的政治运动，影响深远，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既往研究多关注整风发动的原因、目的及经过等，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更加注重探究其思想资源、内容和影响以及各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的具体情况等。

第一，延安整风的缘起与思想资源

关于延安整风的缘起，有学者指出，针对延安干部教育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苏维埃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非问题；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一书，为整风运动的发动作了重要准备；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整风运动启动的标志性事件[111]。编辑《六大以来》一书，使毛泽东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形成原因、过程及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分清了两条路线的本质。学习研究《六大以来》贯穿于高干整风的全过程，奠定了高级干部思想认识统一的基础。因此，《六大以来》一书直接促成了整风的进行，推动全党思想认识的统一以及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态度的转变，为七大的成功召开作好了思想准备。[112]

延安整风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共产国际与延安整风的关系十分密切。延安整风的缘起是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方针要求的必然结果；苏联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是延安整风的背景之一；对联共（布）、共产国际错误的清算，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在隐因；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来信，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影响[11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传入中国后，对中共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从整风指导思想的形成、整风学习的内容、党史讨论的方式方法到运动结束时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可以看出该书的影响。该书关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论断以及路线斗争是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的斗争的主张，是延安整风的重要思想资源。[114]

第二，延安整风的内容与影响

近些年的研究关注延安整风内容的多个方面及其影响。有学者强调，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是延安整风最重要的内容和收获。延安整风是中共欲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在全党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一环，影响极为深远。[115]也有研究认为，在延安整风前，中央领导层已非常明确要理论结合实际、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以及反对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在该问题上的特殊贡献表现在：一是强调、丰富和深化已有的思想认识，尤其是注重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加以阐释；二是空前严厉和高频批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并提出分清真假马列主义、真假理论家的严重问题，起到了警醒作用。[116]

反对自由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也是延安整风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鲜有专门探讨。有学者利用延安整风中的反省报告及个人日记等史料，对这一历史过程作了考察，呈现了整风在当事者心中掀起的巨大思想风暴和灵魂触动，分析了整风任务得以落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背景，揭示出整风对中共政治文化形成的深远影响。对众多的普通党员而言，整风更多的是审查历史，解决思想问题，反对个人主义，强化党性观念，建立集体主义的政治文化。整风以运动的形式，通过训导和规范，促使党员在个体选择、个人生活上自觉按党的期望和标准要求自己，把自己打造成对党完全忠诚的“透明人”。整风的过程，即为亮出自我、清空小我、树立大我的过程。整风强调集体主义的逻辑，开启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文化系统，并使之在集体的互动中不断强化。[117]

有研究从独特视角解读范元甄书信日记，展示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作为“革命女性”经历再造“自我”的纠结与挣扎，最终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的怀抱，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人生意义的具体思想变化过程。经过延安整风，范元甄完成了从“旧我”向“革命人”的激进转换，“党性原则”“阶级意识”和“人民理念”重构了范元甄的道德世界，影响其一生。[118]

第三，各个根据地的整风运动

关于各个根据地的整风运动，近年来有学者聚焦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探讨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整风中的审干问题，认为华北各根据地整风的推进迟于延安，但在上级督促及党组织自身建设需求驱动下，运动的重心同样从学习转向审干；审干在华北的展开，不仅反映了中共领导这场政治运动的艰难繁复，还反映了当时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间比较顺利的互动与协调[119]。对太行根据地整风运动具体过程的考察表明，受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太行整风最初呈现“似整非整”的延宕状态，但在上级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太行根据地终将整风运动全面铺开；整风过程中，根据地领导主要采取以自下而上思想动员为特征的运动式党内治理办法，也结合了自上而下的组织手段[120]。学界一般认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整风期间没有发生“抢救运动”。但新近的研究表明，山东也发生过“肃反”和时间较短的“抢救运动”，只是由于罗荣桓善于在延安指示与本地实际中寻找平衡点，使得山东没有发生大规模和激烈的“抢救运动”[121]。

在史学研究普遍眼光向下的趋势中，延安整风对普通党员价值观念的形塑及其在基层的展开情形，正在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些成果的取得，使新世纪以来的延安整风研究有了较大进展，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场对中国政治甚至许多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运动，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共的政治文化。        

六、结语 

新世纪以来，在中共革命史研究学术化和多样化的持续发展中，中共抗战史研究在视野的拓展、方法的更新、新领域的开辟、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和创新。但是，相对于中共在抗战中的艰难坚持和大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目前研究成果的展现还远远不够。

要深入推进中共抗战史研究，除了继续加强档案的开放、史料的整理出版和学术史的系统梳理，还应寻找既有研究的不足和薄弱之处，努力突破和不断创新。

其一，中共对敌伪工作研究。抗战时期中共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扩展，这是中共力量壮大的主要依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在敌后农村生存面临来自日伪的压迫渐重，对日军和伪军伪政权工作的开展是中共抗战的重要内容，而相关研究仍显薄弱。中共如何在一个新地区立足并打开局面，如何组织、开展对敌伪工作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再变为根据地，以及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和推进过程等，都有待研究者作更扎实的实证性探讨。

其二，根据地比较研究。抗日根据地地处不同的地区，同一根据地内部又分为不同的区域，对其共性与差异的深入研究以及形成原因的分析是今后根据地史研究需要强化的领域。关于各个根据地自身创立与建设的既有研究，虽仍有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但一些史实的呈现为这种比较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

其三，中共与日、伪、国民党多方互动研究。中共在敌后坚持游击抗战，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面临与日、伪、国民党的多方斗争，而既有研究对日、伪和国民党的相关政策涉及较少，少见呈现三方甚或多方博弈的研究成果。缺少对手方的视角和反应，得出的结论明显缺乏说服力，难以呈现丰富的历史样态。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日本和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吸收沦陷区和民国史的研究成果，观照日伪及国民党的相关动向，在多方互动的视角下全面展现历史进程的动态演进。

其四，地方层面的国共关系及其比较研究。抗日战争是中共与国民党团结协作进行的，这种合作又伴随着程度不同的冲突和磨擦。各个地区国共双方的合作和冲突又因各地不同的状况而呈现不同的特点，这种差异性还有待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

其五，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相对于俄罗斯档案的陆续开放和翻译出版，相关研究进展有限，在研究的方法与观念、史料的解读与运用等方面都有推进与深入的余地。[122]

其六，对会道门工作研究。在统一战线的框架下，对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各种会道门的争取瓦解工作是中共在敌后农村立足并发展力量的途径之一。由于会道门问题所涉甚广，加之资料分散，迄今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这也是一个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其七，中共的行动机制与政治文化研究。抗战时期是中共在革命进程中取得巨大发展的时期之一，控制区域从陕北一隅向华北平原、淮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扩展。这种发展绝非偶然，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灵活调整当然是重要前提，而在实践中的变通运用、切实执行、贯彻落实才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这就关涉中共的行动机制和政治文化。研究此类问题需要研究者具备相当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虽然相关研究还非常薄弱甚至尚未起步，但已经有学者迎难而上，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和探索。

在国家继续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随着跨学科交流的深入，新文化史等方法的借鉴，加之抗战文献的不断挖掘公开，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抗战史研究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

[①]黄道炫：《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

[②]桑兵：《全面抗战前持久战思想的发生与衍化》，《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

[③]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鄢海亮：《毛泽东〈论持久战〉版本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孙睿：《〈论持久战〉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

[④]张卫波：《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桑兵：《鼓与呼:〈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桑兵：《〈论持久战〉的各方反响》，《学术月刊》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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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龙飞：《中共敌后抗战与日军“治安”困境——以沁源围困战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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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齐小林：《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

[22]邹铖：《再看百团大战——关于〈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一文的商榷》，《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4期。

[23]王龙飞：《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民兵的武器：困难与对策》，《史学月刊》2018年第1期；刘世超：《中共山东抗日武装武器来源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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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苏若群：《从俄罗斯解密档案看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演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4期。

[30]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31]杨奎松：《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兼与邓野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32]黄天华：《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

[33]金以林：《流产的毛蒋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

[34]贺江枫：《蒋介石、胡宗南与1943年闪击延安计划》，《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

[35]周昌文、潘洵：《国际视野下的国共关系:从延安观察组到政治协商会议——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为基础的考察》，《西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36]吴志娟：《一九四四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与国共舆论宣传战》，《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37]邓野：《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38]占善钦：《论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政权诉求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

[39]孙艳玲：《抗日军饷与国共关系（1937—1941）》，《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孙艳玲：《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中共军队提供军费数额考》，《军事历史》2015年第2期。

[40]崔军锋、杨丽平：《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南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41]杨奎松：《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山西农村的较力——侧重于抗战爆发前后双方在晋东南关系变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42]杨奎松：《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

[43]王奇生：《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博弈（1935—1945）》，《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44]杨明清：《关于太河惨案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理论学刊》2002年第3期。

[45]王士花：《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的合作与相争》，《东岳论丛》2016年第9期。

[46]柳德军：《陇东事件与国共关系之演变》，《史学月刊》2019年第9期。

[47]吴敏超：《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

[48]王晓荣、何金凤：《抗战初期中共对陕甘宁边区外围国统区乡村上层的社会动员——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6期。

[49]杨新新：《在“统战”与“敌后游击”间徘徊：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建立与发展（1938—1943）》，《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

[50]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51]王新生：《试析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同国民党关系的策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52]黄昊：《从新桂系与中共的合作与冲突看皖南事变的发生》，《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

[53]邓野：《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54]左双文、何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上层对中共的态度——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的再考察》, 《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55]王友明：《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地权变动——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56]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

[57]张玮：《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58]徐建国:《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与中共保障佃权问题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3期。

[59]王友明：《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地权变动——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李柏林：《减租减息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

[60]徐建国：《华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

[61]李柏林：《减租减息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

[62]李金铮：《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63]张玮：《中共减息政策实施的困境与对策——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借贷关系为例》，《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

[64]参见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徐建国：《从对抗到屈从: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地主》，《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杜桂剑、单明明：《抗战时期淮北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

[65]徐建国：《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模式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6期。

[66]张鸣：《中共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选举与文化复归》，《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67]张生、袁新国：《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历史观照——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实践透视》，《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68]陈先初：《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69]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

[70]张晓玲：《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农业技术改进》，《中国农史》2014年第2期。

[71]贺金林：《抗日根据地的变工互助运动》，《党的文献》2018年第2期。

[72]郝平：《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粮食危机及应对》，《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

[73]李铁强：《抗战时期鄂豫边区粮食危机中的政府、士绅与农民》，《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

[74]魏宏运：《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历史教学》2007年第12期。

[75]周倩倩：《华中革命根据地的两淮盐业活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3期。

[76]王士花：《北海银行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

[77]本文所说的抗战动员，是指为唤起民众救亡意识、促使民众参与或支援抗战而进行的政策或宣传意义上的动员，是政治、社会动员，而非参军、征粮等具体工作层面的动员。

[78]李里峰：《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79]参见袁桂海：《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文艺宣传——以西北战地服务团为考察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2期；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韩晓莉：《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社会改造——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3期；崔一楠、李群山：《“植入”革命：华北根据地的秧歌改造》，《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4期；等等。

[80]李先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动员及其成效》，《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81]参见郭夏云：《冬学教育与根据地民众政治意识形塑(1937—1945)——以晋西北根据地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4期；李建权、白金卉：《论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国民教育》，《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等等。

[82]黄正林：《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83]参见郑大华：《报刊与抗日战争时期的舆论动员》，《史学月刊》2015年第10期；金子求：《延安时期中共党报的抗战动员——以〈新中华报〉为例》，《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张根福、李焕：《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民众动员探究》，《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等等。

[84]李军全：《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

[85]王建国：《华中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考述》，《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86]苏小平、贾海维：《论抗日根据地的统一累进税》，《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7]周祖文：《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4期。

[88]周祖文：《“不怕拿，就怕乱”:冀中公粮征收的统一累进税取径》，《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

[89]黄正林、文月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

[90]王建国:《论华中抗日根据地工商税收及对华中抗战的作用》，《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

[91]参见王智东：《中共抗日根据地救灾研究——以山东分区为例》，《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2期；汤春松：《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移难民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3期；张同乐：《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蝗灾救治述论》，《晋阳学刊》2016年第2期；等等。

[92]王颖：《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1937—1945）》，《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93]张玮、王莹：《华北及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女性英模的生活》，《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

[94]薛云：《华北根据地婚姻自由障碍因素论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

[95]江沛、王微：《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96]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7—259页。

[97]杨豪：《民众何以入党：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研究（1937—194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

[98]李里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2期。

[99]李里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支部研究——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个案》，《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

[100]赵诺：《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

[101]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

[102]赵诺：《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2期。

[103]谢敏：《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

[104]赵诺：《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

[105]李里峰：《本地人与外来者: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群体一探》，《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4期。

[106]黄道炫：《“二八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

[107]岳谦厚、董春燕：《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

[108]黄润青：《“量”“质”合一：中共山东根据地的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2期。

[109]杨奎松：《敌后中共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配备、选拔与规训——以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山西太南农村基层干部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4期。

[110]把增强：《从上层包办到简政放权：抗战时期中共干部作风建设之进路》，《河北学刊》2015年第2期。

[111]罗平汉：《延安整风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晋阳学刊》2011年第3期。

[112]徐建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的几个问题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

[113]张喜德：《共产国际与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14]王也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延安整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辑。

[115]金冲及：《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16]杨凤城：《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3期。

[117]黄道炫：《整风运动的心灵史》，《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

[118]王健：《“追求进步”：在现代中国革命中追寻个体生命的意义——以范元甄书信日记为中心的探讨》，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

[119]程斯宇：《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4期。

[120]赵诺：《中共太行区党委整风运动的历史考察 （1942—1945）》，《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

[121]郭宁：《学习、审干、民主检查：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整风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

[122]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以福建事变的应对策略为中心》，《苏区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