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谈到新文学运动十年时说:“河南及湖北似乎差些;......中州大学的文艺研究会有‘文艺’,临颍的飞霞文学社有‘飞霞’”。高度肯定了临颍飞霞文学社的革命文化的战斗作用。河南大学教授刘景荣女士在研究河南新文学运动的有关论著《鹜外红销一缕霞》中写道:“临颍飞霞文学社是河南新文学运动早期的重要文学社团。其产生与活动,展示了河南第一代新文学作家群体意识的觉醒,为河南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近百年来文学豫军的艰难崛起奠定了基础。”

临颍飞霞文学社,是1925年3月主要由临颍甲种蚕校师生组成的新文学社团,当时由国文教师周仿溪、王皎我和学生张耀南发起成立,参加的学生还有程守道、张洛蒂、张本固、刘永安、刘海旺、刘海秀、卢景楷等,后来信阳女师的学生胡明瑜、曹舒翔也经常参加文学社的活动。这个由教师和学生总共10余人组成的文学社团,规模不大,但实力雄厚。它的主要负责人周仿溪,临颍台陈镇双楼村人,省立一师毕业,中共地下党员。1923年3月开始在全国著名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新诗《破寨之后》和两篇文学评论《叶绍钧君的<火灾>》、《徐玉诺君的<火灾>》,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八号上同时刊出,标志着他正式步入文坛。1924年加入主要活跃于京津一带的全国性文学社团绿波社,嗣后他的名字便频频出现在《小说月报》《绿波》《文学周报》《中州文艺》《豫报副刊》等报刊上,成为当时写作最勤奋、知名度最高的河南籍作家之一。王皎我,河南开封人,大学新闻系毕业,原为开封《晨钟报》记者,兼做文艺批评和新诗创作,是河南新闻界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张耀南,临颍皇帝庙乡前张村人,是当时临颍蚕校学生,1923年开始发表新诗,1924年加入绿波社,当时全国很有名气的文学刊物上经常有他的诗作,已是在省内外颇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其他一些成员进社以前,也大都在省内外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过作品。飞霞文学社成立不久,即创办了内部不定期社刊《飞霞》,后借用当时河南发行量最大的《新中州报》副刊的位置,先后创办《飞霞三日刊》和《飞霞创作刊》,随报发行省内外。1925年4月,《小说月报》在“文坛杂讯”专栏以头条新闻的位置报道了飞霞文学社成立的消息:“河南临颍的几位文学爱好者如张耀南诸君,新组织了一个飞霞文学社,且出版一种刊物《飞霞》。”文学社及成员作品,曾一度引起茅盾、郑振铎、叶绍钧、徐玉诺冰心、徐玉诺等文学名人的关注。

一个远离省城的县办职业学校,能够产生有如此实力和影响的文学社团,粗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联系学校的背景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完全在情理之中。

(一)

临颍甲种蚕校的前身是一所相当于高小程度的职业学校——乙种蚕校。1921年田清波接任校长,第二年将其改为相当于旧制中学程度的四年制甲种蚕校,开设科目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进化论、蚕树栽培、养蚕、制丝、肥料学、土壤学、气象学等,设有图书室、阅览室、试验室。学校聘请附近各县名师任教,招收南达信阳、北到长葛、西至叶县、东到西华等十几个县的学生。每年招收新生一班40人,全校4级4班。校长田清波,治学严谨,为人正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敢于同社会上的不良行为作斗争,人送绰号“田疯子”。他在1923年前后,发动师生集资创办阜民丝厂,并亲自动手改进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加工的蚕丝远销上海,生意一度红火。后来受外国丝厂排挤,被迫破产。丝厂的破产,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实业不能救国,要使国家富强,必从培养文理兼通、志向高远的人才做起,而要培养一流的人才,必需一流的师资力量。

徐玉诺,河南鲁山人,是当时省内外颇有名气的进步诗人,1922年春被田清波聘为国文教师。在课堂上,他首次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和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作为教材,令学生耳目一新,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课下,他一方面勤奋创作,不断有新作发表,一方面言传身教,指导学生学写新诗、散文。他发表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叶绍钧作序的新诗集《将来之花园》,学生们争相传阅,竞相仿写。1923年徐玉诺离开蚕校,赴厦门大学任教去了。田校长又从杞县请进一位叫叶善枝的国文教员。叶善枝是河北玉田人,五四运动前后曾在上海,很熟悉上海革命文艺界的活动,经常给学生讲上海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等文学团体。他从上海带来的许多革命刊物如《申报》副刊、《创造月刊》《自由谈》等,引起同学们极大兴趣,一时间学校的革命文学气氛极为浓厚。叶先生并不满足于向学生言传口授,而且还很重视学生的社会活动。他组织学生演出有强烈反封建礼教意识的话剧《孔雀东南飞》,轰动了全城,在一潭死水的临颍,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高潮。

受徐玉诺、叶善枝的影响,新文学、新思想在学生中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后来,当一位思想比较保守的国文教师准备在课堂上讲老庄哲学时,遭到学生的强烈抵制。开明的田校长也旗帜鲜明地站在学生一边,责令那位教师讲新内容,他只好把郭沫若新发表的《马克思进文庙》选做教材。共产党人谷迁乔也曾被聘为学校教师。谷迁乔是临颍固厢乡七里头村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临颍首任县委书记,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在蚕校任教时,他不仅传播先进的科学知识,还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地下党组织,使学校成为一片革命的热土。在如此丰厚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周仿溪、王皎我受聘临颍甲种蚕校不久,就发起成立了飞霞文学社,自然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二)

为了进一步引导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周仿溪和王皎我在临颍甲种蚕校创立了“读书社”,不仅吸引了一群进步教师,也吸引了大批进步学生。在读书社里,大家不仅可以自由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还可以经常聆听周仿溪、王皎我等人的文学讲座。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在读书社里似水乳交融,巧妙地结合起来,快速地得到传播。读书社规模越来越大,许多人不仅喜欢阅读,还渐渐喜欢上了写作。1925年3月,根据大多数学生所具有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热情,周仿溪、王皎我在学校发起成立了颇具声势的文学团体“飞霞文学社”,主要吸收蚕校的进步学生骨干参加。他们指导学生写诗著文,通过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形式宣传新思想,研究新文学,反映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揭露和抨击封建主义社会制度。

飞霞文学社成立不久,即创办了内部不定期社刊《飞霞》,主要发表学生社员的习作,在社团和学校内部交流。1926年8月,由王皎我出面与开封《新中州报》社商定在该报副刊栏先后出版《飞霞三日刊》和《飞霞创作刊》。前者以文学批评为主,每逢周一、周四出版;后者以文学创作为主,每逢周三出版。每期另印单页50份,分送飞霞社成员及学校作为资料保存。所登载的作品,绝大部分出自飞霞社成员之手。他们鞭挞社会黑暗,传播进步思想,对军阀混战时期的民生给予了真实的记录和审判,成为当时新文学运动中独树一帜的新生力量。由于《飞霞》专刊的问世,《新中州报》发行量也与日俱增。飞霞文学社的名字很快传遍中州大地,临颍甲种蚕校也因此声名鹊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整个文学理论批评界基本上听不到河南的声音。作为纯文艺理论批评刊物《飞霞三日刊》的横空出世,成为这一时期河南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一花独秀”。这份刊物虽然偏居一隅,其眼光却不为地域所囿,而能立足本地,面向全国。从学生的习作、无名作者的小说,到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扛鼎之作《凤凰涅槃》,以至刚被介绍到中国不久的世界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无不在它的评论之列。从评论的对象上看,它几乎涉及了文学运动、理论建设、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作家修养、外国作品译介等各个方面。被评论到的作家、批评家,从大名鼎鼎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到活跃于全国文坛的成仿吾、赵景深、宗白华、郭绍虞、王鲁彦、高长虹,再到河南作家徐玉诺、于赓虞、段凌辰、陈子翼等,不胜枚举。这样一份批评专刊,又借助《新中州报》的发行优势得以在省内外广泛传播,对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河南新文学运动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而发起人之一的周仿溪虽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小城,却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不仅致力于非战文学的真实记录,他还是当时河南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文艺、分析文学艺术,影响最大的知名批评家之一,提出了“文艺是人生的解释”“文艺是人生的指导”等鲜活的理论,指出了文学艺术作品在人生理想、前进方向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他热情呼唤“第四阶级的革命文艺”,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沈泽民等遥相呼应,为30年代左翼文艺思潮的到来做了理论的探索和舆论的准备。

1927年3月,大革命的烽火燃烧到了河南,王皎我受邀到上海《申时电讯》社任编辑,不久周仿溪也离开临颍,赴信阳女师任教去了。飞霞文学社大部分成员也都纷纷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其中有8人加入中国共产党,4人被派往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人被派往苏联留学。《飞霞》专刊遂告终刊,前后大半年时间,共出50多期,这让很多文友感到失落和惋惜。

(三)

飞霞文学社从成立到停止,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但却培养了一代临颍作家群,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革命者。飞霞文学社不仅是一大批文学新人的摇篮,也是一大批革命者的摇篮。

1926年春,共产党员韩光甫(临颍城关镇北街村人)受党的派遣从杞县返回家乡发展党的组织。他和周仿溪一起到蚕校以指导“读书社”为名,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党员,于1927年1月首批发展了张本固、张洛蒂、程守道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不少学生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同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派谷迁乔回临颍加强党的工作,他在蚕校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利用合法身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8月,中共临颍县委诞生,谷迁乔任书记,韩光甫、周仿溪、程守道、张本固、张洛蒂等9人任委员。不久他们又以国共双重党员身份进入国民党县党部,利用合法地位进行革命活动,曾一度把临颍的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搞的轰轰烈烈,致使国民党省党部和一些报刊惊呼“临颍已几乎全部被赤化”。

飞霞社作为一个社团结束以后,其主要成员还继续对河南新文学的发展产生着影响。1928年,正在开封参与筹建省农会的张耀南被捕入狱,在狱中组织“政治犯”们办手抄的文学刊物,用诗歌鼓舞战友们的士气,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著名诗人苏金伞晚年回忆说:“当时在开封第一监狱与张耀南一起写诗歌、编刊物的经历,影响了他一生的文学道路。”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原来飞霞文学社中的两个年龄较小的社员张洛蒂、程守道后来居上,成为河南左翼文学阵营的中坚。程守道在漯河《警钟日报》主办的“警钟”副刊,成为河南左翼文学的重要阵地。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另一个影响更大的进步文学期刊《沙漠诗风》在郑州诞生,创刊号即以程守道的诗歌《我们为什么歌唱》作为代发刊词,它激励着魏巍、穆欣、栾星、周启祥、刘晓等更年轻一代河南文学青年纷纷加入左翼文艺队伍,为呼唤真理的正义放声歌唱。1936年,张洛蒂、程守道、郑州的高紫瑜、许昌的王兆瑞、叶县的刘心皇等15人发起成立了有100多个会员的劲风文艺社,实现了全省进步诗人的大联合,大大增强了文学豫军的整体实力,把河南新文学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搞“清党”运动,临颍共产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飞霞社成员有6人遭到通缉,5人被捕入狱。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有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人坚持斗争直至胜利,成为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有人从此离开政治这块“是非之地”,继续写他的诗;也有人在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清查对象甚至遭到冤杀。飞霞文学社十几位成员数十年间命运沉浮,似乎可以看作中国一段风云变幻历史的缩影。

(作者:袁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