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校刊《教学与研究》第十期登载胡兆量、黄河清的文章《漯河市经济地理》,其中提到:“漯河市影响的范围超过了河南省界,是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牲畜集散中心......京汉铁路通车后,漯河市代替周口而成为巨大的牲畜集散中心......到了1931年达到了40万头的空前纪录。”

这就是漯河的牛行街。那么,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四根杆子一根绳

清宣统三年(1911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一位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袍外套坎肩的中年人,从沙河北岸骑着一头粉鼻粉眼白肚皮的黑毛驴悠然自得的向渡口走去。他好摆置牲畜特别是毛驴。他渡过河牵着心爱的毛驴穿大北门,上北大街,本来是到“三义和”药铺抓药的。他看一街两行的生意兴隆,人流摩肩接踵,特别是“三义和”门前买药的把柜台都挤严了。他抬头看看日头,天色尚早,就牵着毛驴正南了。这头毛驴除鼻眼肚皮是白的外,其余毛光油亮如黑缎子面一般,再加上花笼头、红缨子、金黄的铜铃铛,谁见谁啧啧称赞。没出南阁门就有几个人问:老兄,这头毛驴卖不卖?中年人一愣:卖不卖?不卖!不卖!他到南大街尽南头向开粮行的刘显甫家走去。刘显甫是沙河北刘窑村人,这位骑毛驴的中年人是石槽赵人,名叫赵双,与刘显甫是紧村邻居。落座后,年过半百的刘显甫把水烟袋递给赵双。赵双吸了两袋烟若有所思地说:“老叔,粮行生意咋样?”刘显甫说:“不咋样,这地方有点背,热一阵冷一阵的。”赵双说:“老叔,我有个想法,你约摸中不中?我看你这门前院内也很宽敞,开个牛行咋样?”“开牛行?!”刘显甫不由地眉头皱,“咱可没干过。”正在这时进来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穿戴不凡,对着赵双一抱拳:“双哥,这头毛驴比上回那头还漂亮,你是从哪儿弄到的?”来者是刘显甫的儿子刘怀。赵双说:“这是前几天我在周口牲口市上买到的。周口牲口市可热闹呢。可惜咱郾漯一带还没有,我正跟咱叔商量呢,把您这块地方改成牛行,生意肯定比开粮行赚钱。”刘怀一听,眉开眼笑连声说:“中!中!中!俗话说物稀为贵,咱要是开牛行那可是蝎子屎—独粪(份)。”刘显甫说:“隔行不取利。牛行的道道咱不懂。”赵双说“周口、沈丘、项城、淮阳、界首我都走过,开牛行就是两间门面,栽几根杆子扯根绳,又不扎啥本,用几个牛牙纪,一个账房先生,收收佣钱就行了。没啥难。”刘怀说:“爹,我看双哥说的有道理,咱就闯一下吧。”刘显甫捋着山羊胡沉吟半响说:“停两天,让我想想再说。”赵双看看天色不早,还要到“三义和”抓药。骑上毛驴拱拱手说:“好吧,隔两天我再来。”几经磋商,漯河第一家牛行“天顺长”终于在宣统三年农历三月十四日诞生了。掌柜的就是刘怀,帐房先生赵全海,牛牙纪赵双,赵双又在西平人和寨聘请一名牙纪名叫任布紧。门前栽四根杆子栓一根绳,就这样开业了。俗话说:“树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初开始,三村五里的农民牵个牛在这里搭个价品头论足一番,一天成交个三、五头。不到半年的时间,“天顺长”门前人欢马叫牛嘶驴鸣生意颇为兴隆,这使周围的左邻右舍很是眼气。“天顺长”后来改名为“天顺祥”。刘怀已成领衔掌柜。它的第二任掌柜名叫刘栓紧,但与刘怀并非近亲。刘怀是沙河北刘窑村人,刘栓紧是澧河南毛寨人。他与刘怀年龄差不多一般大。1935年正是牛行业的黄金时代,“天顺祥”的掌柜由刘栓紧的三儿子刘少亭接任。刘少亭为人精明干练,刘怀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三刘鼎立

“天顺长”南边,龙王庙街头一家是“交泰炉房”,掌柜的叫刘太庚。刘太庚的大哥叫刘长耀,当时是源汇寨商务会领导人之一,年高德劭是个和善的长者,颇有威信;老三刘冬帮助大哥二哥处理些杂务;老四刘翰臣有学问教个私塾。兄弟四人于清朝光绪年间从禹县迁来。刘冬没有正式职业,他眼看隔壁邻居刘怀开牛行生意不错,也想开一个。弟兄们一商量在同年的九月也挂上了招牌,取名“德太成”,掌柜的刘冬,兼管帐,牙纪是夹河里挂刀营的胡旺,其余人员都是刘冬的侄子或叔伯兄弟,像刘太发、刘太顺、刘盘珠、刘盘玉、刘盘欣等。尽是亲兄弟父子兵,生意也不错。民国七年(1918)刘冬死去。“德太成”由刘冬的四弟刘翰臣接管,一直到1951年成立农民服务所,历经40年。第二年,舞阳人刘发祥(小名叫小发)开了第三家牛行:“共和义”。刘发祥有个得力的牛牙纪叫王老九,外号王大个。三刘家同姓不同宗,在民国初年率先办起了三家牛行。后来又添了几家,比较有名的有滑县人劳任申开的“振兴和”,长葛人赵子杰开的“大兴和”,叶县马大少、张军开的“三义兴”,一直往南延伸着。

英商安子钦到漯河

1921年春夏之交,一位碧眼黄发隆准长身中国名字叫安子钦的英国人来到了漯河。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他住到了马路街“天宝栈”大旅社,休息两天之后,他带了一块长约80厘米、宽约50厘米的黑漆底、烫金字、半浮雕中英文字体的招牌:“英商华蒙公司”。来到了源汇寨商务会,用生硬的汉语说是来买菜牛的。其他牛行掌柜不敢和这位洋人打交道,最后商务会把他介绍给“共和义”掌柜刘发祥。刘发祥与安子钦谈判之后,按照“华蒙公司”的要求贴出了收购菜牛的布告。菜牛的标准是:除去40公斤的废料(包括粪便、肠胃食物)过磅够800市斤就收。安子钦除带来一块招牌外还有一盘磅,这盘磅就设在刘发样开的“共和义”牛行内。牛过磅之后只要符合标准当即付给现钱,所以这种牛又称磅牛。钱是银元,由安子钦在东大街“同和裕银号”取出,装在一只小黑木箱里,一次能盛银元1000块。安子钦不赊不欠,现钱交易定价又高(当时每斤牛肉价80个制钱,而磅牛价每斤约102个制钱,800斤以下755以上每斤95个制钱)。高价招远客,舞阳、泌阳、方城、唐河、南阳、鲁山、宝丰、叶县、西华、商水、遂平、沈丘、项城、淮阳等地的农民从四面八方牵着大黄牛络绎不绝地向漯河赶来。此时牛行已发展到20多家,但还是人满为患,畜满为患,饲草为患。第二年(1922年)安子钦由马路街天宝栈旅社挪到了源汇寨,住到了“赵天顺”牛行的一间小南屋里。他在漯河三年,每日平均收磅牛约50头,收购的牛由漯河火车站装车押运天津,由天津乘船运往国外。有时火车装不上,就有牛行派人赶着成群的牛到山东的东昌府,那里是个接收点,够一定数量再转往天津。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大昌株式会社(又叫大昌洋行)也在漯河收购磅牛,标准比英商低,755市斤。英商华蒙公司和日本大昌株式会社在漯河连续几年收购磅牛,刺激了漯河牲畜市场的发展,并打开了牲畜贸易的内外渠道。

马王会

1923年诞生的马王会是一个牲畜业同业公会。随着漯河牲畜交易行业的发展与繁荣,牛行与牛行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了。争买争卖,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安子钦来时只带一盘磅,牛多时收购不及,农民住几天还排不上号。牛行与牛行之间为了争生意也经常闹摩擦。遇着打官司,评公说理的事都到寨内商务会和镇公所去。可是这两个地方都不管牛行的事,形势的发展呼唤着有一个同行业的管理组织机构,于是马王会便应运而生了。马王会是集神、商于一体的组织,它一方面组织处理牛行业的日常事务与纠纷,另外,会里敬的是马王爷,每逢农历十月十日是马王爷的生日,到这一天还要举行大祭。马王会的第一任会长是万五,副会长是刘翰臣,头面人物还有翟庆甫、李华斋、赵三等。万五脾气不好,刘翰臣却豁达大度,广结人缘,众望所归,是马王会的实际领导人。马王会的第二任会长是刘赵三、赵芳臣、赵子杰、李贵元(回民)、朱八。第三任会长是蔡秀山。后来马王会内部发生了矛盾。杨少卿在牛行街南头又成立一个马王会。算是南北两个马王会。马王会除管理牛行外,还代当时的税局征税。税局不对各家各户牛行收税,而是按照马王会登记注册(牛行户数多少及交易数量收入情况)统一收,马王会再向各牛行摊派。新开业的牛行要到马王会登记,由马王会的人给起字号。登记和起字号要先交26块铜元(每个铜元面值100文)。此外,新开户还要对马王会进行三请:小请、大请、正式请。

挪出南门外 定名牛行街

1924年,牛行已经发展到20多家。从龙王庙街一号到南寨门实在没有再发展的余地了。这年刘发祥的“共和义”首先挪出南寨门外。接着,新野人杨庆堂开的“同丰祥”也挪了出去。“振兴和”“大兴和”“三义兴”相继搬出。出了南寨门是一条不足两庹宽的南北路，路两边是两条沟。初开始,群众说:“牛行街,两条沟,一直通到信阳州”。后来,各家牛行把沟填平,拓宽了路面。由于这条街开的都是牛行,于是约定俗成,人们都把这条新街叫做牛行街。民国24年(1935年)牛行已发展到140家(包括后龙王庙街、南大街)从业人员达1500余名,牛行街的地盘已扩展到干河沿,足有三华里长。

1935年,牲畜上市量达到80万头,成交量达28万头,创牛行街牲畜交易史上最高纪录。抗日战争期间,日寇侵华,我国广大农村屡遭摧残。征夫拉丁、田园荒芜,漯河牲畜市场也呈萧条景象。解放战争期间,牛行街仍处于凋敝状态。1947年底漯河市解放,牲畜业逐渐恢复与繁荣。1949年,牛行恢复到60家。牛行街畜牧交易买卖还带动、派生了很多行业:屠宰、皮革业、饮食业及其他服务行业。可以说“一业兴旺、百业繁荣。”1981年后成交额逐渐下降,下降的原因并非社会存栏量的减少,恰恰相反,农村大畜牧发展了,社会存栏量增多了,市场出现了“三多一少”的局面。

(作者:张福祥)